春秋大义指什么?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可以指代历史。“春秋大义”其实就是“历史大义”。按照中国的传统，历史上有大义，而正义必须依赖于历史。没有“正义”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大义”也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由历史事件来承载。

《春秋》的经文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相同，没有补充和解释，无法准确理解。《春秋》的补充和解释有三个版本，即所谓的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侧重于义理，主要是解释和发挥大义。《谷梁传》比《公羊》还甚，《左传》侧重于补充史实。

在《春秋》的三部传记中，历史影响最大、地位最重要的《春秋》不是《左传》，而是《公羊传》，重在发挥正义。无论是在汉代汉学中，还是在清代朝汉学中，《公羊传》都有着活跃而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汉和晚清时期。

春秋大义，第一，尊王攘夷第二，复仇。所谓尊王攘夷，就是尊周天子，讨夷狄;内华夏而外边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气节，认为华夏人民要立足中土，不能接受胡人(汉奸)的官职，不能改华夏的衣服(忘祖)等等。这与今天文化部门从所谓民族融合的观点来讨论岳飞和洪承畴是不同的。

复仇就是君子要铭记先人之耻，为之报仇。所谓“十世之仇，犹可复也”。虽然有几百年相隔，十几代祖宗的仇人，但一定要报。《春秋》赞扬那些能为祖先报仇雪恨的英雄，例如齐公。然而，根据《汉书》的法律，儿子为父报仇是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这种风气一直延续着。至于明代、黄宗羲杀县令，则为士族所称道，曲为宽宥。这和今天主流教育强调的无原则的宽容，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讲的是以德治国，依靠领导者高标准人格的影响来扭转社会的道德风气，而法家讲的是依法治国，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规则，而不是道德和人情。其实前面的例子也提到了，儒家并不反对依法治国，但应该是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而“德”的内容在千千万万，所以需要仔细挖掘儒家经典，并在现实中灵活运用，这就是典籍的实际作用。“以德治国”在历代帝王中往往被列为第一纲领。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在帝王方面，立德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不管他是明君还是昏君，不管他是“以德报怨，反之亦然”，这种“美德”将永远成立。

春秋大义是什么意思?

相传孔子(B.C.551 -- B.C.479)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B.C.722)到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

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

《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

《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开了私学之风，由于《春秋》非常简练，传授时就需要解释其文辞和史义。到了汉代，大约是B.C.100期间，就出现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层进行解释。

《谷梁传》相对更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而《公羊传》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

司马迁(B.C.145? -- B.C.???)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